今天来聊聊关于民事诉讼法一事不再理的法律规定，一事不再理的法律规定的文章，现在就为大家来简单介绍下民事诉讼法一事不再理的法律规定，一事不再理的法律规定，希望对各位小伙伴们有所帮助。

1、从实务的角度来看待一事不再理，其目标在于能从现行法的规定出发来理解抽象的诉讼标的概念，通过掌握具有可操作性的鉴别“一事”的规则，进而正确处理后诉可否“受理”的问题。

2、应该说我国目前的民事诉讼法并没有直接规定一事不再理，甚至关于禁止重复诉讼和既判力效力的规定也不明确，通常被作为法律依据的，是《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五)项：“对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按照申诉处理，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但该条仍属原则性规定，在实践中缺乏操作性，仅凭该条文仍难以判断诉的构成，无法具体把握“一诉”或“一事”。

3、《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了起诉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4、”，故也有人试图由此出发来识别诉，并判断不同的诉是否构成一诉(事)。

5、对照该条规定，其中第(一)、(二)项都是关于当事人的要求，但在前后诉中，当事人的相同并不要求原、被告必须一一对应，有时原被告对换，或有个别不同，但争议的仍是同一个法律关系，所以“同当事人”不能作为判断“一事”的标准；第(四)项关于主管和管辖的要求只是民事之诉成立.的前提，但不能成为识别诉是否同一的标准，因为对同一法律关系起诉不会因为受理法院不一样而改变其性质；最后，第(三)项规定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在很多情况下的确是判断此诉与彼诉的标准，如前所述，民事法律关系(也即诉讼标的)的概念实际上就可看作事实和理由(即法律上的依据)的结合，而诉讼请求则可以说是诉讼标的的外在形式或具体体现，因此，通常根据事实和理由，必要时再附加诉讼请求，足以分清诉与诉之间的界限。

6、但值得指出的是，实践中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是通过起诉状反映出来的，当事人声明的和法律上要求的可能并不一致，准确界定诉的事实和理由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所以把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作为“一事”的判断标准仍然是抽象的，必须结合具体个案才能确认。

7、 刑事诉讼本质上是国家实现刑罚权的专门活动，国家最初设立刑事诉讼程序的目的就是在查明案件真相的基础上惩罚和控制犯罪，以维护社会的秩序与安全，因此，查明案件真相意义上的“实体真实”一直被视为刑事诉讼最基本的价值目标。

8、但是近现代刑事诉讼功能的多元化决定了其所追求的不可能是单一的价值目标模式，而只能是一个多元目标兼容的价值目标体系；在这一价值目标体系中，实体真实并非绝对的或曰排他的价值目标，它要受到其它价值目标的衡平与制约：一方面实体真实受到人权保障价值目标的制衡，国家不能为发现实体真实而置涉讼公民的基本人权于不顾，过度侵害公民的个人权利。

9、在一个民主的社会结构中，国家公权力与公民的个人权利之间应维持合理的张力，为维护社会的秩序与安全，国家公权力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国家公权力的行使往往以侵犯公民的个人权利为代价，因此，国家公权力在行使时应当节制，因国家公权力的行使而给予公民个人权利造成的损害应当控制在必要的最低限度以内，不可过度侵害公民的个人权利。

10、刑事诉讼作为一种国家强制性活动，其启动与进行势必在一定程度上侵及公民的个人权利，为防止国家监用刑事司法权给公民个人权利造成不必须的损害，刑事诉讼在程序设计和运作上必须重视刑事司法手段的节制性，以实现国家公权力的自我限制和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保障，不能为查明事实真相、发现实体真实而置公民个人权利于不顾，肆意践踏公民人权。

11、另一方面实体真实还受到诉讼效益价值目标的制衡，国家不能发现实体真实而不计成本、不惜代价。

12、法律同社会经济生活的密切联系使其无法回避经济功利规则的支配，刑事诉讼也不例外。

13、刑事诉讼本为人类的一种社会性活动，国家为推动刑事诉讼活动的进行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14、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国家在一定时期内投入刑事司法领域的社会资源总是有限的，这就要求任何理性化的刑事诉讼程序在设计和运作上都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合理性，必须遵循成本投入最少而产出最大的效益规律，必须重视程序的经济性，不能为发现实体真实而不计成本、不惜代价。

15、　　具体的技术体系离不开价值体系的指导，现代刑事诉讼价值目标体系的这种多元兼容、相互制衡的状态已经深刻地影响到刑事诉讼程序的设计和运作：一方面与该价值目标体系相冲突的传统诉讼原则或制度被更为先进的现代诉讼原则或制度所取代，如封建纠问式诉讼中的有罪推定原则已为无罪推定原则所取代；另一方面一些传统的刑事诉讼原则或制度的价值和功能得到了重新认识与挖掘，并按照现代刑事诉讼价值目标体系的要求予以了重新诠释，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就是一事不再理原则。

16、在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中，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根本价值在于维护奴隶主和封建领主的统治权威；但在近现代社会，一事不再理原则却经过重新诠释获得了新的价值根基，从而发生了价值嬗谈。

17、现代意义上的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基本价值取向立足于通过对刑事诉讼实体真实价值目标的合理抵制，来促成人权保障与诉讼效益价值目标的实现，从而维持整个刑事诉讼价值目标体系的平衡状态。

18、具体而言：　　（一）一事不再理原则有利于实现刑事诉讼保障人权的价值目标。

19、国家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对其拥的刑罚权，而国家正是通过刑事诉讼来实现其刑罚权的，这样，尽管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与进行将会侵及被告人的权利，被告人也有忍受的义务。

20、但同时，国家在行使刑事追诉权时也有义务保持节制，在程序上国家对同一被告人的同一犯罪事实只应拥有一个刑事追诉权，只有一次追诉机会。

21、一旦国家行使了这一追诉权，对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提起了追诉，无论结果如何，则该追诉权即告耗尽，嗣后，不得就同一被告人的同一犯罪事实再次追诉，否则，即属刑事追诉权的滥用，将过度侵害被告人的权利。

22、一事不再理原则的设置正是为了限制国家追诉权的滥用，通过禁止检察机关对已经追诉过或尚未追讨中的同一被告人的同一犯罪事实进行重复追诉，来有效保障被告人在诉讼中的基本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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